人口普查表填写实例（其上的硬笔字迹个性鲜明）

2006年年底的一天，南京市档案馆的负责人接到一个电话。说是他们那儿的一个仓库里，无意中发现了很多民国时期的樟木箱子，里面满满地都是类似于现在身份证和户口本一样的卡片。

档案馆负责人一听这事儿，觉得不论真假，都必须到现场看看，问清楚地址，就派人驱车前往。

十来分钟的路程，20多公里的距离，档案馆一行人在浦口石佛寺的一处仓库里发现了电话里所说的物件。把它们都安全搬回档案馆后，除尘、消毒、电子归档……开始了长达6年之久的整理工作。

2012年开始，所有南京市民，都可以免费到档案馆来“寻根究底”。

除了普通市民的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历史名人的，比如宋美龄、蒋介石、周恩来等，以及隐藏在这些卡片背后的，一些陈年往事。

国民身份证

1931年的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宣告着抗日战争的开始。南京这座曾经的六朝古都，当时的国民政府，在日军铁蹄和炮火的肆虐下，逐渐变得千疮百孔，摇摇欲坠。尤其是那场长达40多天的大屠杀，让这座古城一度沦为了“死城”。

在这场大屠杀的前夕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舍弃了这方百姓，搬到了重庆。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，他们又搬了回来。

随后，就对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和重建，其中“人口普查”工作也是重中之重，根据安排，政府还同时给完成户籍登记的居民，发放“国民身份证”。

那时候的“国民身份证”，比我们现在的户口本所包含的信息资料都要详尽。除了常规的姓名、性别、年龄之外，是否是南京本地人，如果不是，原籍是哪里也需要登记在册。还要写户主是谁，和户主之间的关系也必须登记。

此外，做什么工作的，住哪里，有什么样的外貌特征，也需要写得一清二楚。比如这个人左边眉毛上方有颗黑痣，还是长了一张麻子脸，或者是眼盲、耳聋、口哑。再比如这人是个左撇子、右腿膝盖以下截肢、左手肩部以下截肢等等。

除了鼠咬虫蛀，受潮发霉，实在无法修复的，保存大致完好的身份证卡片差不多有近200万张。在这一张张长14cm，宽8cm的纸质卡片上，有的贴着照片，有的则没有。

非常值得一提的是，那个时候，就已经有了“指纹识别”。在那个年代，不可能家家户户都有那个经济实力去“照相”，所以，在身份证上贴照片，也并不是强制执行的。那些没照片的，就用“指纹”代替。

每个人的十指指纹，就像在平静的水面投下一粒石子，而产生的涟漪，由内向外，一圈一圈地扩散开去。这个涟漪中心的那一个圆，如果是圆形闭环的，称之为斗，国民政府在采集指纹的时候，就会画个圆圈代表。

如果这个圆没闭环，有豁口，就称之为簸箕，用个小三角代替。

比如有个叫王永华的身份证，做登记时才6岁，其他的信息都很简单，唯独指纹栏这一块，十个手指头，写得是清清楚楚。左手大拇指是“斗”，旁边画了一个小圆圈，右手食指是个“簸箕”，旁边就画了一个小三角。

南京档案馆把这200万张国民身份证信息归档完毕并免费开放后，这位王永华先生，也去找过他的这张身份证。

曾经的垂髫儿童，已近古稀之年，看着那些儿时的印记，感慨万千。

南京档案馆的工作人员，在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整理时，发现这上面的字迹有毛笔的，也有硬笔的，并不统一。

而且几乎每一张的笔迹都各不相同，有稚嫩的，有老练的，有笨拙的，也有潇洒飘逸的。应该都是这些身份证持有者们亲笔所书，但也有例外。

比如民国第一夫人，宋美龄的身份证。

民国第一夫人的身份证

通过整理、修复，在这近200万张的国民身份证中，共发现130多位民国大腕的身份证，比如白崇禧、傅抱石、吴贻芳等悉数在列。却独独没找到蒋介石这位当时国民政府一把手的身份证。

什么原因？不得而知。但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身份证，倒是在列，而且上面的字迹也是清晰可辨。

众所周知，宋美龄的字并非师承大家，而是颇得其丈夫蒋介石的真传。

当时，宋美龄想要学书画，便征求蒋介石的意见，蒋介石颇为自负地表示，画画他可能给不了什么意见，但学习书法，他倒是可以指点一二。

所以，蒋介石可以算得上是宋美龄的书法老师。两人的字都是以楷书为基础，差别在于蒋介石的字干练、严谨、劲瘦，而宋美龄的字，就像那句老话说的那样，字如其人，透着一股优雅的气质，外柔内刚。

但宋美龄那张身份证上的字，虽然看着也不错，很大气，但明显不是出自她的亲笔。而且宋美龄的这张身份证上的信息，填得很简单。28项信息，填了一半都不到。

除了姓名、性别、年龄和出生年月外，在户主的位置，工工整整地写着“蒋中正”。虽然蒋介石在玄武区给夫人修建了一座私宅，就是现在的“美龄宫”，还在每一片瓦片上都刻了凤凰。但宋美龄身份证上填的住址是“黄埔路国防部”，身份证号是“1字111112”。

对此，就有人猜测，蒋介石的身份证号，很有可能就是“1字111111”了。不过，到底是与否，现在也无从论证。

这身份证号后面的6位数，应该就是身份编号，那前面的“字”又代表什么呢？

通过整理对比发现，住址在玄武区的，都是“1字”，而住在白下区的，则是“2字”。以此类推，“5字”是建邺，“6字”则是鼓楼，“7字”就是下关了，“秦淮八艳”的秦淮区，编号则是“3字”或“4字”。

其实，这和我们现在的身份证前6位数字所代表的意思差不多，就是范围大小的问题。

除此之外，在这位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的身份证上，照片、指纹记录，一个都没有，脸部、身形特征那栏更是干干净净，一点记录都没留下。再结合身份证上的笔迹，宋美龄的身份证，是工作人员代为填写的事，也基本被坐实了。

不过，想想也是。就因为宋美龄一句喜欢梧桐，蒋介石就为她种下了满城的梧桐树，就冲着这份“爱”，外人不可能也不敢去对宋美龄的外貌进行描述。而以宋美龄的社会地位，更不可能有人去问她要照片，或者去看她手指上哪个是“斗”，哪个是“簸箕”了。

宋美龄的户主是蒋介石，但她也是别人的“户主”。

1928年的冬季，宋美龄和姐姐宋庆龄还有其他七位社会名流，联合开办了一所“遗族学校”，在卫岗55号专门收容和教养在革命斗争中牺牲将士的子女和亲属，宋美龄为校长。

这个学校主打一个就是“自力更生”，农场、牧场统统安排上，当时牧场里的奶牛，还是宋美龄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进来的。这里也是“南京卫岗牛奶”的前身。

当时这里收容的孩子，从6岁到20岁不等，大多都是孤儿。按照当是国民党普查人口的标准和要求，“5岁以上；本籍不是南京的外来人口，必须要有户主”这两点，这群孩子在登记身份证时，“户主”这一栏，无疑就是校长宋美龄这位孩子们口中的“宋妈妈”了。

无独有偶，南京大学的校长吴有训也是一样。当时傅抱石、陈之佛等教授，都是从外地受聘而来，在登记身份证户主的时候，统一都是“吴有训”。

所以，在当时的文坛，就流传着一句话，说是民国的教授，有一半都是出自于吴有训家，一时也是沦为美谈。

蒋中正的身份证

虽说这近200万张的身份证里，没有一张是属于蒋介石蒋中正的，但他1948年败逃宝岛台湾后，在台湾办理了一张新的身份证。

1965年的4月初，台湾省居民的身份证，进行了第三次的更新换代。作为当时台湾省的第一领导人，蒋介石的身份证肯定是头一份的。

负责制作新一代身份证的工作人员，在经过十多天的忙碌之后，蒋介石的新身份证，就新鲜出炉了，编号是Y0000001，制发单位，很清楚的写着“台湾省”。

那天是4月17号，蒋介石在他的新身份证上，慎重地一笔一笔地写下代表他身份的信息。姓名：蒋中正，本籍（也就是出生地籍贯）是浙江奉化，父亲：蒋肃庵，母亲：蒋王氏，配偶栏里写着“蒋宋美龄”。

由此可见，在当时的台湾，女性的社会地位，是相对比较低下的，在正式场合，都得冠上夫姓。现在台湾的很多地区，还是存在着这一现象。

蒋介石这个人，我们虽然没有亲眼见过，但通过一些影视资料，对其还是有些印象的。每次出镜，都是一件笔挺的中山装，或者长衫，不管是站着的，还是坐着的，腰背都是挺得笔直，像一根钢筯一样。

而他的一手硬笔字，也如同他的人一样，永远笔直方正地，或站或坐，从不逾矩。给人的感觉就是虽然清瘦，但风骨犹存，还透着一点点坚守传统的刻板。

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曾经也把蒋介石和毛主席的字，进行过对比评价，他说毛主席写字的时候很懒散，写出来的字，也像是一个随处摆放的物件，处处透着一股发自于内心的随性。

所以毛主席给人的感觉，就是很随和，和他谈话也是无拘无束，氛围很轻松。特别是在指挥战役时，毛主席的这种特点，尤其明显，怎么好，怎么来，并不要求一定要按照计划行事。随机应变、不落俗套，就是他的制胜法宝。

而蒋介石则是完全相反，处处透着一种克板、拘谨和压抑。他怎么说，手下一众将领就必须怎么做，容不得有半点不同的意见，这也成为了他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。

古人常说的“见字如晤”，真是一点也没错。

周恩来的身份证

2018年，周总理逝世42周年的时候，南京市博物馆和梅园新村纪念馆等文联、市委单位，联合办了一场展览。

展出物主要是周恩来在1946年带领中共代表团在南京生活、工作时所使用的物件，其中，他们当时使用的身份证，是解放后的第一次以原件形式展出。

1945年，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签订《双十协议》之后，蒋介石一直耿耿于怀，并不就此甘心，反而是蠢蠢欲动，小动作不断，最终在1946年的6月底亲手撕毁了这份协议，发动内战。

其实蒋介石的这份小心思，共产党早有预料，在1946年的5月份，以周恩来以首的中共代表团就到达南京，与蒋介石展开了为期10个多月的南京谈判。

中共代表团先后到达南京的，大概有200多人，这里面有摆在明面上的，比如周恩来夫妇、董必武、李维汉等人，这部分大概是76人左右。

他们这一行人入住南京城的时候，正好遇到国民党的人口大普查，而且个个都顶着一张“共产党”的脸，所以，一进城，所有人的一举一动就都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底下。

他们前脚刚在事先安排好的办事处，也是他们的临时居住地，玄武区梅园新村17、30、35号安顿下来，后脚负责办理身份证的工作人员就登门了。

工作人员要求这70多人，每人都要办理身份证，且每个人的个人信息都必须由本人亲自填写，不允许有代笔。

这一张张的身份证摆在一起，就像一个书法展览会——董必武的字古意十足，周恩来的字深藏不露，李维汉的字沉稳大气，……，无声地人们解释着，何为“字如其人”。

按规定，所有人的“户主”这一栏，填的都是“周恩来”。那些不经常露面，认识的人比较少的，在身份证上贴的照片，也大多是选的模糊不清的，要么人拍的很小，要么是站在阴影下拍的，再或者是侧脸拍的。

总之，就是想尽一切办法，让人无法从照片上一眼看出“你是谁”。而周恩来夫妇的身份证，就没必要这么做了，他们走到哪儿都有人认识。

这次展出的周恩来的身份证，除了一些常规信息外，也看到有一些涂改的痕迹。比如“居住本市”的时间，原本的民国35年被划掉了，修改后的字迹，因年代久远有点模糊不清。

在家属人数一栏里，也可以清楚看到，原本是用蓝色墨水笔写的“76”，后又用黑笔划去。可能因为代表团的人，来来去去的太多，这里的具体数字，就没有再更改过。

在身份证号那一栏，清楚地写着“1字88701”，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的身份证号，则是“1字88702”。

在2021年的展出中，“户主”填周恩来、住址在梅园新村的个人身份证有87张。说明，后来的那100多人，只有11人去办理了身份证，其他人大多都是工作在“隐形战线”上的。

这些人为了联络方便，避免被盯梢，以“流民”的身份，在国民党的眼皮子底下，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努力奋斗着。

目前，这批民国身份证，已经被列入中国文献资料遗产名录。